2026年8月30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学术论坛戏剧学分论坛在北京大学博雅学堂311室举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担任戏剧学分论坛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赵建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施畅担任学术评议人。会议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周子敬主持，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戏剧学院、南京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位青年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意义与在场”的主题展开精彩纷呈的现场报告。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十余单位的数十名青年学者与会，共襄这场思想盛宴。

一、技术变革与戏剧本体

       论坛伊始，顾春芳教授对专家和青年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并向大家简要介绍北京大学艺术学国际博士生论坛戏剧学分论坛的历史和本届分论坛的筹备情况。本届论坛从近百篇投稿中遴选出6篇论文进行现场交流。论文选择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与本届论坛主题的契合度，二是能否体现青年学者对新问题的关注以及新的思考方式。未入选并不意味着其他论文质量不足，而是受到主题契合度等因素影响。

       顾春芳指出，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戏剧的使命和意义始终应体现人对自身及其存在意义的探求。技术是人类智慧的体现，亦应当服务于人类整体福祉的提升。对戏剧的“意义”与“在场”所进行的理性思考，或许能够为当代人文学科提供独特的实践智慧，从而构建一个更加智慧、可持续且富有意义的文明形态。

二、在场危机与戏剧意义

      上半场三位博士研究生围绕戏曲与话剧本体以及具体文本探讨“戏剧本体的意义重塑”。厦门大学梁金华以福建梨园戏为考察对象，发现“录像学戏”使得戏曲表演呈现出双重的媒介化特征。她认为，从戏曲表演具身存在的本体而言，虽然“录像学戏”始终无法取代具身的口传心授，但是其凭借无时不在与无处不有的虚拟在场，引领着戏曲表演新一轮媒介化的变革。中国艺术研究院赖星宇以富连成藏《三侠五义》为核心，探究京剧应对技术奇观的两种历史路径。她指出，京派展现出“防御性的人本技术观”，海派则展现出“开放性的协同技术观”。当代戏剧在算法时代的存续关键，不在于机械抵抗技术，而在于重新确认“镜中之人”不可替代的具身在场。中央戏剧学院李昊檬以《豫让》为对象，结合作为演员、场记及创作参与者的排练与演出经验，考察了AI介入传统戏曲后“意义”与“在场”的新关系。他指出，算法输出须经编剧判断、导演构作、演员身体与排练反复检验，方能转化为戏剧行动。“在场”不等于意义一致，而是不同身体、媒介与价值立场共同面对同一事件。

 

与会学者发言

        下半场三位博士研究生围绕技术带来的剧场空间变化探讨“戏剧剧场的空间转型”。中央戏剧学院李微阳从三个空间论证演绎新空间的在场价值，以“空间重获-期待错位-媒介逻辑内化-在场置换”的链条，分析程序化互动、空间景观化和观众劳动化等“伪在场”表征及其生成机制。她指出，演艺新空间的本体矛盾在于观众是否有解释、拒绝和偏离预设流程的权利，作品是否保留不可被即时量化的艺术时间。南京大学傅令博指出，VR记忆剧场提出了新的见证伦理问题：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承担对他者创伤性记忆的见证责任，避免生命记忆在数字化后沦为审美对象或感官材料。他指出，VR 剧场的剧场学意义，在于它划出了沉浸的边界，打破共情的幻觉，使数字时代剧场成为反思数字媒介、身体感知与他者尊严关系的艺术实践形式。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宋燚认为，AIGC并非简单复制视觉，而是通过行动提示、方位叙述、节奏标记和氛围转译等方式重组剧场感知线索，使视障观众在听觉、方向感、身体记忆与情感反应之间形成非视觉在场。由此他指出，AIGC形成的非视觉在场也并非对视觉受限的简单补偿，而是拓展了数字时代戏剧在场与意义生成的可能路径。

 

与会学者发言

三、问题聚焦与方法指导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赵建新对几篇报告做了详细深入的点评与阐发。针对“录像学戏”，他指出，戏曲数字录像走过近三十年的历程，青年学习的模式也由口传心授转变。但该现象在各个剧种甚至其他艺术形式中也不可忽视，需要具体说明梨园戏的特殊性。除此以外，他以录像画面卡顿能否带来新尝试的论述为例，指出当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应当对论据选用和论述说服力进行深度反思。针对京海派问题，他提出，机关在乾隆时期承德清音阁戏台的演出中已经初具雏形。研究京派与海派时，应当选取同类的文献资料，从共同的方面进行比较。赵建新认为后三篇文章呈现出逐渐具体的趋向，其中傅令博同学从现象梳理、结构分析再到设想和升华，这种研究过程值得肯定；李微阳同学最终提出的问题深入且值得思考；宋燚的文章通过大量图表，提出大胆而具有创新性的设想。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赵建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施畅指出六位同学的研究都展现出明显的媒介转向视角。他认为，理论的使用不仅需要与研究现象相对应，更要用于对现象的深入分析。应当将理论作为“手电筒”，以看清问题，而非仅仅当作“针线”，将文献和材料串联起来。施畅指出文学中也有京派保守、海派开放的论述，这究竟是地域文化特色，还是艺术家个人的偏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他阐释了巴克森德尔的史观，认为通过返回历史情境、进行重构和解决式的历史分析方法，会让文章书写更有层次与悬念。针对《豫让》的创作思考，施畅建议可以从豫让形象的改编历程入手，从编导思想上升到哲学思想对戏剧作出探索性贡献。同时，施畅指出，论文题目撰写时应当对所创造词汇的内涵进行深刻、严密且富有吸引力的阐释。对于抽象的技术性研究，应当通过情景化的描述增强其鲜活性。针对“VR剧场”，他指出，应当形成“VR剧场”与“记忆之场”的对话，包括VR如何重塑记忆之场，对其概念产生怎样的创新，以及需要进行的文献对话等，并对选材考量提出一些建议。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 施畅

四、技术时代的治学之道

       顾春芳教授指出，本次论坛的六篇论文以高度的学术敏锐，共同聚焦于“技术时代的在场危机”这一核心议题，展现出青年学者对学科根本问题的深切关怀与独立思考。这些论文既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学术锐气，也暴露出研究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首先，从问题意识中可以看到学者的学术品格。“数字技术冲击下戏剧的在场性”成为此次论坛的核心追问，说明“在场”问题已然成为当前戏剧学界最核心的理论焦虑，也是最具学术生产力的问题域。她肯定了论文使用的跨学科资源与理论工具，并对实证工作表示赞赏。同时她也提到论坛所暴露的共性焦虑与理论趋同。第一是理论工具的趋同，很多理论被“提到”却未被“用到”。第二是跨时空对话的结构性脱节，古今之间的联系停留在“相似性”层面，未能进一步追问历史经验如何具体地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第三是核心概念的边界模糊，“在场”“沉浸”“媒介性”等关键词使用频繁但定义松散，部分论文在材料支撑和理论判断之间尚未建立充分的逻辑关系。“结论大于论证” 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论述过程中倾向于将研究设想和可能判断直接转化为确定性的结论，中间缺少严谨的论证过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顾春芳

       面对上述优点与问题，她特别提出，可以用一个“意象”来道明治学的方法和意义。做学问犹如用“凸镜聚焦阳光以点燃问题”。首先，光是前提，要拥有足够的光。光是研究者头脑中整体性的人文学与戏剧学的知识结构，我们应当力求完善自己人文学和戏剧学的扎实知识储备。这需要系统性的阅读和持久的积累，从而拥有整体视野，不把一个孤立现象当成全部世界和绝对真实。其次，选对透镜，即得心应手的工具。需要选对工具，然后学会熟练使用它。真正好的理论，通透的思想会让读者感到被照亮，感到轻松、愉悦甚至是幸福感。就像用对焦距的那一刻，光斑缩小，温度骤升，火焰升腾，照亮黑暗。最后，燃烧目的在于释放光与热，而不是制造烟雾或有毒的气体。燃烧是让意义得以绽放与在场，是思想的贡献。通过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澄明思想，消除不必要的分歧，推动共识。真正的燃烧，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和阐释需要超越功利的内在驱动力，需要修养，最重要的是需要经年累月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训练。

        所有的技术、理论、材料都是变量，唯一不变的是那个聚光者，即人的视野、判断和诚意。做学问难在修养。难在对疑难问题的专注，难在拒绝用理论装饰自己的平庸，难在直面自己研究“没有真正照亮什么”的真相并从头再来。恰恰是这些无法速成的东西，决定了一个学者能走多远。

与会人员合影

       到场专家从思想力、问题意识、学术判断、研究方法以及写作规范等方面对青年学者提出真挚的建议和更高的期望，让与会青年学者受益匪浅。最终，顾春芳教授希望大家通过对共性问题的清醒认识与对治学之道的深入省思，真正意识到戏剧学对构建人类精神价值体系的意义，并祝愿大家行稳致远，一起为中国戏剧学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