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7日，“踪迹：中国艺术理论典籍译释与研究项目”（TRACE: Trans-historical Translation and Readings of Art Theory from China in English）展开了“音乐”板块的选题研讨会，会议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举行，围绕“音乐”板块的初步工作安排、可选题目和后续规划展开讨论。密歇根大学音乐舞蹈戏剧学院音乐学教授、音乐学家、汉学家林萃青（Joseph S. C. Lam）教授作为特邀板块负责人和学术顾问出席会议，与会学者还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洋、 “画论”板块负责人柯伟业（Michael Cavayero）教授、 “园林”板块负责人包华石（Martin Powers）教授，以及 “音乐”板块学术组成员：四川音乐学院副教授叶姿含、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李晓梦、武汉大学博士后宋奕璇。此外，还包括人民美术出版社设计文化编辑部主任、踪迹项目出版负责人薛倩琳和项目工作秘书刘奕莹博士后。

 

 

 

李洋院长首先对“踪迹”项目的项目宗旨、工作原则、组织架构和选篇视角进行了介绍。他强调，“踪迹”项目旨在通过“轻量化、长期化”的工作策略，通过系统性翻译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典籍选篇，填补人工智能预训练数据中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空白，以特定视角切入，着重选择具有标志性概念、原创理论和可对话性的文本进行译注，深入考察语境接受情况，促进世界艺术史的多元话语构建，丰富学术网络。

 

柯伟业教授介绍了项目的工作进展情况、阶段性成果和后续推进方向。“踪迹”项目目前以完成从前期准备向正式实施的过度：6月举办的工作坊完成了对“画论”和“园林”两个板块基础篇目的翻译工作，并举办了第一次成果发布会，新译评注样本预计在10月出版。此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和人民美术出版社承办的学术期刊《中国艺术》将设置“踪迹”专题，以论文形式呈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计划多系列、多板块协同推进，除正在完善的“画论”和“园林”板块外，现已开始推进“音乐”和“书法”板块的前期准备。

 

包华石教授根据已进行的翻译研究，进一步从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性”和“可读性”角度论述了原典外译可能面对的挑战和可能性。以“园林”为例，经典文献的外译成果已十分显著，因此首要的挑战就是如何从社会政治、文学价值、内容意涵、社会理念等多个角度更深一步阐释这些文本在海外的重要性，丰富译本的“可读性”范畴。从译本的流传角度看，包华石教授认为，18世纪或更早期的中国园林理论外译已于欧洲园林理论形成了对话，并对后者产生了影响；但与此同时，也应关注未产生交叉、但呈现出共性或相关性的中西理论文本，通过对此类“共性”的比较研究，可进一步深化中国艺术理论和西方艺术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在已有海外接受情况的基础上，突显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特征及重要性，发掘中国理论的对外修正、中国分析术语的对外运用等可能。

 

 

 

 

林萃青教授和“音乐”板块成员围绕初期的文献选篇方案展开具体讨论。

 

四川音乐学院副教授叶姿含从乐论的跨媒介性切入，以”诗乐一体””声画同构”“联觉感知”的中国美学感知语法作为脉络，选择了具有“跨门类”和“声音景观”特性的四类文本：《文心雕龙·乐府》作为“诗乐一体”的核心文本、周敦颐《通书》论乐作为宋元理学艺术精神的核心文本、《溪山琴况》二十四况作为跨门类文人审美的核心文本、王灼《碧鸡漫志》的系统性乐词美学作为跨媒介俗乐声景的核心文本。她指出，中国古乐文献的翻译应与演绎实践相互检验，建议翻译工作坊结合诗乐、古琴实践形成验证闭环。

 

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李晓梦以填补中国音乐思想在国际学术话语的空白为核心定位，从“音乐与情感”“音乐与社会”“音乐的本质”“音乐与宇宙”四个方面提出了宏观和微观两种递进的选篇方案。她首先从音乐哲学的核心命题出发，锚定具有代表性和经典性的四部经典名篇：荀子《乐论》、底本公孙尼子编纂戴圣《乐记》、阮籍《乐论》和嵇康《声无哀乐论》。而后，以“先核心后全貌”的选篇策略，将荀子《乐论》作为核心文献，从微观层面进一步精选出四篇最具深度和代表性的子篇：《乐本》、《乐言》、《乐象》和《乐情》。此四篇从发生论到本体论，层层递进，不仅构成了先秦儒家对“音乐是什么”的完整哲学回答，更与当代音乐美学关于存在论、符号学的核心议题形成跨时空的学术共鸣，展现了中国古典音乐思想的深厚底蕴与普世价值。

 

武汉大学博士后宋奕璇补充，“跨媒介性”不仅体现在音乐与文本之间，也体现在典籍译注工作的各个板块之间，重要的是文本之间相称的潜在对话性，对译文本身所做的背景介绍、翻译难点和评注都很重要。学术助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目前所有的译本进行翻译史的文献资料整理，为现在进行的新译工作构建史料数据库。

 

 

 

林萃青教授最后指出，文献选篇需考虑海外读者包括非专业学生的接受度，避免枯燥的政治化解读，强调理论与现代音乐研究及实践的关联。音乐本身具有无形性，因此结合琴谱、录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如书中附带二维码链接），可帮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中国音乐的“声”和中国音乐理论的“意”。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林教授认为，《诗经》、《溪山琴况》和宋元音乐理论等文本都可作为选篇文献。《诗经》涉及文本的吟诵和发音，可结合宋代朱熹等人的乐理株数文本以及现代吟诵实践，《溪山琴况》亦可配合古琴演奏和历史背景作为引注，更易引起海外读者的兴趣，从而综合性地呈现中国音乐及其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续、演变和转接。他亦强调，外译的目的旨在打破现有音乐理论研究方法的龃龉，突破后殖民困境，将中国音乐话语带向世界，因此选篇和翻译都应注重“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实际接受或教学的角度出发，优先实用性和吸引力，从而进一步打通中西方理论话语之间的联系。

 

 

音乐理论的译介和“踪迹”一样，是一个长期的、综合媒介的体验和理解的过程，虽最终以文字的形式落于纸面，但其内涵和影响一定远超文字所能表达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