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语言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也要说，人是会梦想、会做梦的动物。人有很多梦想，如基于木乃伊情结的“永恒”“长生不老”的梦想、基于自身能力不足的“千里眼”“顺风耳”“腾云驾雾”的梦想——

美国人有美国梦，中国人则有中国梦。而作为视觉的世界语的电影艺术，正是“人们的梦”，是一种梦的方式或者说是让梦实现的方式，它能使时间绵延、停顿甚或倒退，而空间更是可以随意扩大或压缩，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一言以蔽之，奇诡神秘风云无限的影视艺术可以不断地产生新的时间和空间，新的梦幻与梦想。

在电影理论的历史上，梦，是一种常见的关于电影的比喻。把银幕比喻成梦，可以把源头归结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尼克 布朗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梦的运作和‘电影的工作’的这种类似意味着弗洛伊德对梦的运作的描述可以作为说明影片本文中意义生成过程的模式。”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白日梦，是艺术家被压抑的潜意识的释放或升华，艺术家童年时候的情感经验和记忆对其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与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潜意识的升华、梦想的实现一样，电影是电影导演，也是广大普通观众的潜意识、梦幻、梦想在银幕上的实现。

更进一步，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电影与梦境有某种关系，实际上就是说，电影与梦境具有相同的方式。”这种美学特征，与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梦的方式的几个特点，电影采取的恰恰是这种方式，并依靠它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现在”。“观众随着摄影机进行观察——摄影机就等于观众的眼睛——观众取代了做梦者的位置。”法国评论家雷纳·克雷尔曾经描述到：“请注意一下电影观众所特有的精神状态，那是一种和梦幻状态不无相似之处的精神状态。黑暗的放映厅，音乐的催眠效果，在明亮的银幕上闪过的无声的影子，这一切都联合起来把观众送进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东西，便跟我们在真正的睡眠状态中看到的东西一样，具有同等威力的催眠作用。”显然，这样的一种全身心沉入，以致于“昏昏欲睡”的欣赏状态，正是观众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感知觉，并与电影银幕中的画面、影像进行心理运动（知觉、想象、联想乃至于幻觉和冥想）的结果。

关于“梦”，可我们还可以从下面两个维度加以简要分析。

经验之梦和超验之梦

也许，电影既要满足每一个观众的个人之梦、世俗之梦，而这个梦，不能仅是白领、金领、事业有成者的梦，更要满足“屌丝”们的梦、“蚁族”们的梦、农民工们的梦。这就要求电影要“接地气”，要勇于面对现实，要能引发共鸣，要发挥正能量。这满足的是经验之梦。

 《失恋 33 天》、《人再囧途之泰冏》、《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等电影票房的极大成功，从某种角度讲，正是这些电影关注人人都正在经验着的现实，表现人人都有过的青春记忆和人人都渴望的幸福生活之梦、事业成功之梦。

电影还要满足“超验”之梦。这里我所谓的超验之梦，是指一种“高智商”的、发挥甚至是挥霍超级想象力的梦，这是时下年轻人喜欢做的，也更符合他们作为“视觉思维的一代”的想象力特点。但这一类想象力电影恰恰是中国电影中比较缺失的。比如“科幻类型电影”在中国就几乎付诸阙如。而美国电影中，表现此类美国梦，题材就更丰富，电影更是不胜枚举。例如《2012》对未来世界毁灭之景观和救赎之道的想象，《盗梦空间》别出心裁营造“盗梦、植梦”奇观，对从现实世界到第一二三四五多达六层的梦幻世界进行出神入化的视听表达，纵横驰骋，随意穿越；《黑天鹅》对变态人格、扭曲心理的深度的、夸张性的影像化表达，对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有意混淆；而《阿凡达》则以对外星球族类造型和叙事的超级想象而席卷中国市场。

客观而言，此类或上天入地，征服宇宙，畅想未来或深入人的梦幻潜意识神秘莫测，杂糅了科幻、想象、灾难、心理、惊悚等类型元素的电影目前还很难见到“中国制造”牌的。虽然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过“南柯一梦”“黄粱一梦”“高唐之梦”、《红楼梦》等关于梦的文化素材；也有过老庄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式的“汪洋恣肆”的想象。但这些东西似乎失传了，在电影中的表现真是不多。

个体之梦与群体之梦

电影除了满足个体之梦、世俗之梦，还要满足国家之梦、群体之梦。这就是关于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的理想和梦想。无疑，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精神领域，这从某种角度说就是，在全球化态势中，电影作为大众媒介担当生产和传播“国家形象”或“国家文化形象”的使命，这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自觉，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小梦汇聚而成的大梦。

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系指国内外观众通过电影的观看而形成的对中国国家、国民、文化整体的有关价值观、伦理观、审美理想、生命力、精神风貌、社会状况等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

“国家形象”主要通过媒介和舆论传播和表达，是国家整体实力（尤其是“软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这种传达“正能量”的国家文化形象，关乎我们的文化认同，具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功能。

所谓文化认同即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及回答和解决“我是谁”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我曾经是谁？我想成为谁？人们将指认我为谁？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认为，正是人的认同决定了他的生存感。“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了生存感。”

电影的一个重要作用正在于帮助人们获得自我身份认同，使我们获得诸如“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国祖先的后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等观念意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身份认同的作用非常之大，它是人们免于某种精神分裂的重要手段。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电影应该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爱国主义精神或民族自豪感为己任，用中国辉煌的历史来寄托国富民强的愿望。

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幸福感，就是我们民族的大梦，也是关乎每个个体的小梦，无数小梦的和谐构成了大梦的辉煌。

在新世纪以来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几部剧情大片中，《集结号》、《建国大业》、《孔子》、《一九四二》分别呈现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四种形象也即四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化面孔，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四种“中国梦”：《集结号》力图使人们坚信，一切个体的努力和牺牲都是应该得到尊重和应有的回报的，这是对个体的荣誉权得到尊重的梦想，谷子第为实现这个并不虚妄的梦想而历尽艰辛但执着坚持，最后终得以在共和国追认这些无名烈士的仪式中实现。谷子第作为个人的“民生”之梦借助于国家而得以实现；《建国大业》是“民生化”的国家文化形象之梦的表达，是开放的历史观、文化价值观的形象化再现，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想象；《孔子》表征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主流化形象，寄予了现代人对文化传统的想象，实现了通过对话、现代化而救赎现世、拯救生民乃至全人类的人文梦想；《一九四二》是现代民族痛史的悲情回忆，它在被遗忘和遮蔽的题材中以悲悯的情怀和艺术的力量探寻历史记忆和人文良知，在对宗教文化、政治权力、家族伦理等文化力量的反思中传达着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启蒙价值观，从而传达了对一种先进的、尊重人的生存权、温饱权的国家文化形象的建设性想象与建构。

这四种文化形象都是当下中国文化生态、文化需求和文化意向的隐喻性表达，都是多种意识形态经过整合融合形成妥协性意向之后借助于影像文化表象的历史书写，都是中国梦的建构之一种。

的确，从某种角度看，当代中国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类型和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尤其是国族的群体的）作出的想象性的解决，因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隐喻、意识形态症候或群体精神寓言，或一言以蔽之——中国梦！通过影像、电影梦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