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传统

叶朗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建立于1898年（光绪24年）。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1917年1月4日 ， 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早在 1912年蔡先生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就曾发表《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强调美育的重要性。蔡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开始大力实施美育。一方面，他本人亲自在北大开设美学课，并着手编写《美学通论》，另方面，他在北大组织“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和“书法研究会”于1922年8月合为“造型美术研究会”，“音乐研究会”于1922年12月改为“音乐传习所”），聘请徐悲鸿、陈师曾、萧友梅、刘天华、胡佩衡、陈半丁等一批著名艺术家到北大授课和指导学生的艺术活动。由于蔡元培先生的努力，北京大学成了一所艺术气氛十分浓厚的大学，并且很快成为全国的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中心。

就是从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开始，北京大学形成了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重视美学研究和艺术研究的传统。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传统。

第一， 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带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并且有着很强的学术性。

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理念的指导，这就是 蔡元培 先生的美育思想。所以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带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初建时的宗旨是“研究音乐，陶养性情”， 1920 年 10 月修改章程，宗旨改为“研究音乐，发展美育”。美育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面对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内涵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所以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从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技术的层面，而是自觉地引导学生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去追求人生的完美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中外的教育史都证明， 一所大学如果十分重视艺术教育，如果它的艺术教育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人文色彩，那么它所培育出来的学生总是更富有活力，更富有创造力，更富有进取精神，具有更开阔的胸襟和眼界，具有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具有更健康的人格和更高远的精神境界。

与此相联系，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显示出很强的学术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提倡下，北京大学十分重视美学理论的研究，因为美学是艺术教育的灵魂。当时有 邓以蛰 先生教美学，之后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这两位美学大师又先后到北大任教。 这使得北大的艺术教育有了一种学术的、理论的依托，并且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形成了一种优势。 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方面，就是长期以来在北京大学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数都是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学者，是学者兼艺术家，或者说是学者型的艺术家。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

例如邓以蛰先生（1892-1973）。他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的五世孙。他本人的隶书、篆书都达到很高的境界。同时他又是哲学家、美学家和书画鉴赏家。他曾经担任北大哲学系的主任，长期讲授美学、美学名著选读、西洋美术史等课程，并且写了《书法之欣赏》、《画理探微》、《六法通诠》等学术著作。他是学者兼艺术家，是学者型的艺术家。

又如萧友梅先生（1884-1940）。他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不仅学习音乐，而且学习哲学和教育学。他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乐器考》（1916年）。 1921年蔡元培聘他到北大任教，同时有两个职位，一个是哲学系讲师，一个是“音乐研究会”导师（后来任“音乐传习所”教务主任）。他除了教学和组织、指挥管弦乐队，还创作了《春江花月夜》等近百首歌曲以及大型合唱曲、大提琴曲和管弦乐曲，同时他又编写了《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等大量教材，写了《和声学》、《普通乐学》等理论著作和《中国音乐的比较研究》等理论文章。 萧友梅 先生是学者兼艺术家，是学者型的艺术家。

又如陈师曾先生（1876-1923 ，又名衡格）。他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著名诗人，弟弟陈寅 恪 是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打下了极其渊博深厚的国学基础，使他的山水、花鸟和篆刻都取得很高的成就。他还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等学术论文。他与齐白石交谊极深，他的艺术思想对齐白石影响很大。他劝齐白石自出 新意，推动齐白石开始“衰年变法”。他在艺术教育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王雪涛、王子云、李苦禅、刘开渠、俞剑华等人都出自他门下。 陈师曾 先生也是学者兼艺术家，是学者型的艺术家。

再如沈尹默先生（1883-1971）。大家都知道他是大书法家。他初学欧阳询，后学褚遂良，晚年张扬二王，影响极大。但他同时又是学者。早在 1913 年他就受聘为北京大学中 文系 教授，并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他写的古体诗词清新秀逸，也很受赞扬。 沈尹默 先生是学者兼书法家，是学者型的书法家。 季羡林 先生曾对“学者书法”有精妙的论述。 季 先生说：“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字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学者书法”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北京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有很多著名学者都是书法家。他们深厚的学养，使他们的书法作品具有 季 先生所说的深厚的文化意味，从而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现在我们进入了 21 世纪。北京大学作为一所综合大学，特别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在新世纪发展艺术教育，仍然要重视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并且要着重培养艺术研究和艺术教育的高级人才。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培养实践型的人才，要培养专业艺术家（特别是那些要求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实践类专业）。有人看到我们重视美学，认为这就表示我们忽视艺术，看到我们强调学术性，强调培养理论人才，认为这就表示我们轻视艺术实践。北京大学的历史可以表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例如 宗白华 先生，他是哲学家和美学家。他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书法、园林、舞蹈，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见解。艺术界的朋友公认， 宗 先生对中国艺术的见解极其精深微妙，艺术界至今没有人能超过他。又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邓以蛰、萧友梅、陈师曾、沈尹默等等先生， 他们深厚的学识，他们的哲学、美学修养和理论研究，并没有妨碍他们的艺术实践，而是拓宽了他们的胸襟，涵养了他们的气象，培育了他们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因而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提升了他们的审美境界。

第二，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从一开始就显示了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的特色。

在蔡元培先生美育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从一开始就面向全体大学生，显示出素质教育的特色。当时的艺术教育主要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课堂教学，先后开设了“美学”、“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中国古乐学”、“中国雕塑史”、“音乐史”、“和声学”、“乐理”、“作曲法”、“合唱”、“视唱”、“西洋弦乐器”、“中国管弦乐器”等理论和实践课程，还有各种艺术讲座。第二条途径是组织各种艺术社团和研究会，有“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戏剧研究会”、剧艺社、提琴社、歌咏团、民间舞蹈社、摄影社，等等。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谷音社”，这是研习昆曲的社团， 1935 年春成立，由俞平伯任社长，聘请吴梅为导师。（ 俞平伯 先生 和 夫人许宝驯的昆曲都唱得很好，俞振飞常为他们吹笛伴奏。）第三条途径是举办音乐会，建设艺术博物馆，营造一个艺术的环境和氛围。如“音乐研究会”平均每月要举办两三场音乐会。 1919 年 4 月 19 日 在米市大街青年会举办第一场大型音乐会，由 蔡元培 先生亲自主持，楼上楼下挤满一千多人，盛况空前。“音乐传习所”成立后一共举办过 34 次音乐会，平均每月两次。又如 1946 年从西南联大返京复校之后，当时的文科研究所和北大博物馆曾收藏了很多有价值的历代艺术精品和民间艺术品，包括书画、服饰、工艺品、佛像、陶瓷、漆器、碑帖等等（有许多是本校教师和社会人士捐赠的），为北大营造了一个富有历史感和文明感的环境和氛围。

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不仅有素质教育的一方面，而且有专业教育的一方面。也就是说，北京大学从一开始就承担了培养艺术专门人才的任务。我们经常提到北大1922 年 12 月在“音乐研究会”基础上成立的“音乐传习所”。这个“音乐传习所”其实是中国现代最早的高等专业音乐学校。由蔡元培兼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实行学分制。教师有杨仲子、王露（王心葵）、刘天华等人。还有外籍教师。杨仲子留学日内瓦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和音乐理论。王露是古琴家、琵琶家。“音乐传习所” 1923 年招收学生 44 人。一共办了 5 年（ 1927 年被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停办）。培养的学生有冼星海，是音乐大师，还有谭抒真、吴伯超等人，后来都成了有名的音乐教育家。

这里还应该提到， 1918 年创立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现代最早的高等专业美术学校），在 1927 年曾并入北京大学，当时称美术专门部。 1928 年改称艺术学院。在这段时间内，齐白石曾在校任教。

近 10 多年来，我国许多综合大学纷纷建立艺术学院，北京大学也建立了艺术学系，并正在加紧筹办艺术学院。由于 1952 年我国高等教育实行院系调整之后，在很长时间内我国只有单科性的艺术院校，所以艺术界有些人对于综合大学办艺术学院是否合理表示怀疑。其实，如上所述， 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所音乐学院就诞生在北京大学，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美术学院也曾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 而且从世界范围看，凡是著名的综合大学，都建有艺术学院，如法国巴黎大学就有造型艺术学院、艺术和考古学院，美国哈佛大学有视觉与环境艺术设计系、美术史和建筑史系、音乐系、设计学院、戏剧艺术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美术史和考古学系、艺术系（含电影、美术、戏剧等）、音乐系，英国牛津大学有罗斯金美术学院、音乐系和美术史系。我国现代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自（ 1904-1938 ）就毕业于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1929 ）。这些世界著名大学都建有艺术院系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培养艺术家，特别是培养大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一方面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另方面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哲学、文学和科学的修养，需要有多学科的支持。 就前一方面来说，单科性的艺术院校占有优势，就后一方面来说，综合大学则具有单科性艺术院校所没有的优势。综合大学的多学科的环境在客观上会推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这对于培育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学艺术的学生可以从别的学科中吸取营养，如 李苦禅 先生当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学绘画，同时又在中文系旁听，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另方面，其他学科的学生也可以到艺术院系学习艺术，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其中就有可能涌现一批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就这方面来说，可以举燕京大学为例（ 1952 年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的文、法、理科都并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有音乐系，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音乐家，如后来曾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主任，并曾主持筹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的 张肖虎 教授，著名歌唱 家茅爱立 女士，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 家邓映易 教授等等。同时，燕京大学的其他系科也出了一大批艺术家，如政治系的焦菊隐，后来成了著名的戏剧导演；英文系的刘北茂（刘天华的弟弟），后来成为著名的二胡作曲家，解放后担任中央音 乐学院 教授，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同是英文系的黄宗江，后来成了著名戏剧艺术家和电影艺术家；又同是英文系的沈湘，他兼修音乐，后来成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主任；又同是英文系的李维渤，后来也成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教授，他还曾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声乐教师兼独唱演员，在《茶花女》、《蝴蝶夫人》等著名歌剧中担任主要角色；还有哲学系的孙道临，后来成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新闻系的石方禹，后来也成了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等等。可以看到，综合大学的文化氛围和多学科的环境，对于培养艺术家确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认为，那种笼统地反对综合大学创建艺术学院的意见是不妥当的，对于我国艺术学科的建设和艺术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第三，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立足于中国文化，实行中西兼容、雅俗并包的路线。

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有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这是一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而且是所有在北京大学从事艺术教育的学者和艺术家的思想中十分明确、十分自觉的。 宗白华 先生是后来到北京大学担 任 教授的，但是他 1921 年从德国写回的一封信却可以代表当时在北大从事艺术教育的学者们的共同的思想。 宗 先生在信中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在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譬如中国的画，在世界中独辟蹊径，比较西洋画，其价值不易论定，到欧后才觉得。”“我实在极尊崇西洋的学术艺术，不过不复敢藐视中国的文化罢了。并且主张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还是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专门模仿，模仿的东西是没有创造的结果的。”（《宗白华全集》第 1 卷第 321 页） 宗 先生在西方文化的照射下，更加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的价值和光彩。这并不是不要学习西方，但是决不能把模仿代替自己的创造，不能把照搬照抄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我想， 20 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而且 21 世纪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 宗 先生这些论断和主张是正确的，是充满智慧的。特 别宗 先生说的“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真理。

北大的艺术教育有着很浓的中国文化的色彩。 王心葵先生由章太炎先生推荐到北大教古琴，开创了古琴教学进高等学校的先例。 吴梅先生、 许之衡先生先后在北大讲授昆曲，又开创昆曲教学进高等学校的先例，被当时上海的报纸称为破天荒的大事。

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艺术家，多数都曾赴欧洲、日本留学，但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和色彩。如萧友梅先生，他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组织 15 人的管弦乐队，他自己任指挥，不仅演奏贝多芬的第五、第六交响曲，同时也演奏他自己创作的富有中国韵味的《新霓裳羽衣曲》。他创作的《春江花月夜》等歌曲以及大提琴曲《秋思》，也都富有中国文化的韵味。

立足于中国文化，同时又实行中西兼容，雅俗并包，这是北京大学艺术研究和艺术教育的传统。从理论研究的层面说，北大的学者从来就是走的中西兼容（中西交融）、雅俗并包的路线。例如朱光潜先生，他一生化很大力气翻译和介绍西方美学，他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歌德谈话录》、莱辛《拉奥孔》、黑格尔《美学》（三大卷、四大册）、维柯《新科学》，这些都是西方美学的经典著作。同时，他又对中国美学有极其深入的研究。他的《诗论》就是一部研究中国诗学的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宗白华 先生也是如此。他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对歌德作了非常独到的阐释，同时，他对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艺术有极为深刻的研究。这是中西兼容。还有是雅俗并包，既重视古琴、昆曲、交响乐这样的高雅艺术，也非常重视研究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北大早在 1918 年就开始征集歌谣，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都参与此事。 1920 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并出版《歌谣周刊》。到 1926 年已收集歌谣 13000 多首，并由顾颉刚等人编辑成书（《吴歌集》、《北京歌谣》、《河北歌谣》、《山歌一千首》等等）。

在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层面也是如此。如“音乐研究会”一共设立五个组，其中三组是古琴、丝竹、昆曲，还有两个组是钢琴、提琴（后来增加唱歌一组）。 1919 年 4 月 19 日 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表演节目有昆曲、古琴、洞箫、丝竹、笙箫琵琶合奏，也有钢琴、提琴、独唱、合唱。后来“音乐传习所”的简章就明确规定音乐传习所“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挥而光大之。”又如 刘天华 先生，他是“音乐传习所”的国乐教师，教授二胡、琵琶。他也主张中西融合，追求改进国乐。他创作的《良宵》、《光明行》、《烛影摇红》等二胡曲，都吸收了西洋音乐的技法。 刘 先生认为，改进国乐，“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神，另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和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传统是一种资源，传统是一种财富。如果我们能充分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和财富，我们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学科建设就有可能站到一个别人所没有的高度，从而形成特色，形成优势。

传统又是一种精神氛围，一种精神力量。一所学校有没有这种精神氛围，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生活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会油然产生一种历史感，一种崇高感，一种使命感，这种历史感、崇高感、使命感会鼓舞和推动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新的创造，开拓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