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7日下午，《西中有东——前工业化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学术与谈会在北京大学红三楼均斋报告厅举行。与谈会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包华石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主持，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燕京学堂、社会学系的十余位学者与会座谈。

与谈会伊始，主持人丁宁教授介绍了到场嘉宾，并邀请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教授致辞。彭锋教授回顾了与包华石教授相识的契机，并对包华石教授来艺术学院执教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丁宁教授为与谈会作了简要的开场，举例说明了跨文化比较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同时跨文化比较又是非常必要且充满巨大学术吸引力的。丁宁教授结合一些重要的艺术史著作，举例说明了凤凰图像的溯源、文艺复兴透视法与阿拉伯科学的关系等跨文化比较的艺术史研究案例。同时，丁宁教授还抛出了以图证史的有效性以及其限度问题。

包华石教授首先对与谈会的组织表达了感谢，并就《西中有东》这一新作为与谈者做了简要的导引。包华石教授回顾了近年来西方学者关注东方对于启蒙时代的影响，但也提出这样的学术动向还并未能影响到主流的西方历史学家，更遑论西方的普通学生，甚至包括中国的学生。包华石教授说到，此书的写作并非簇拥“中国伟大”或是“西方伟大”的叙事，也并非是“谁比谁更早”的竞赛。比如在古代中东也有类似“举贤任能”的概念，但并没有像古代中国一样发展成熟。该书的目标更多在于揭示文化交流的常态以及人类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包华石教授特别提到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这是结构主义历史观最早的一个例子，并动情地说道，有一些问题是所有的人类社会在某些发展阶段都会共同面对的，比如资源的短缺。对于一些看法，比如“宋代的政治制度理论上好听，但实际上达不到水准”，包华石教授引用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的论述说明“一种社会理想要先能够想象，才能视之为社会典范；要先成为社会典范才能成为社会政策；要先成为社会政策才成为社会制度；要先成为社会制度，才能达不到水准”。包华石教授认为，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时要求其概念和社会实践都要百分之百完美，否则就不算有价值的贡献，是不公平的。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包华石教授强调其借用“跨语际分析”来讨论一系列“非西方的西方观念”，并举例说明一系列关键概念如“举贤任能” (Meritocracy)、 “公议” (Public Opinion)如何进入启蒙运动的主流话语当中，以及在该过程中的曲折变化及其反应的时代观念。在图像层面，包华石教授以霍布斯《利维坦》的扉页插图以及宋代的《望贤迎驾图轴》为例说明了在不同语境下人民与君主的关系，及其概念的意涵。

在与谈环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首先发言，他强调了本书和一般意义上艺术史的书籍不太一样，其不拘泥于学科，在东西之间来回跳跃。包华石教授理解世界的基本图解不是从物质性出发，而是从思维结构出发的；不是从实证层面理解世界，而是在转译的系统中去理解世界，反应的是认知层面上的认识，这显然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渠敬东教授认为跨语际分析本身就是结构主义的，在这个层面上理解这本书是困难的，因为既要理解包华石教授的个人世界观，也要理解其方法论，其中包含了多重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比如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明受到孟子、孔子的影响，作为理想和典范的源头注入到西方启蒙运动。借此我们将对中西关系有新的认识：西方借用中国的理想制度塑造西方的制度，但是当该制度自我生长壮大后，中国文明又被视为复杂的带有专制色彩的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中西关系之间出现了多重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能复原启蒙时代的中英关系有助于重新认识当下关于文明的研究。

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对口支援）的程朝翔教授认为，现在的学术研究无法避免立场，并且在很多时候互相难以说服对方，但是在方法论层面可以互相交流。程朝翔教授赞扬了包华石教授本书基于扎实的材料提出的结构分析的方法，他认为相较于分期的方法（认为某一概念的产生与某一时期相关联并有其本质含义），结构分析的方法更加贴近人类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中西方都有相似的概念，不具有某种本质含义，这些概念应该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同时把握起来也就相对困难。比如，言官为民请命也可能被当作党争的工具。此外，程朝翔教授提到，书中认为在中国古代身份政治实际上是没有市场的，官吏选拔基本上是“任人唯贤”的标准，而欧洲同一时期的贵族血统和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力和特权。身份政治的方式在当代还会出现，引发社会冲突，是十分危险的。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博雅特聘教授董强赞叹包华石教授的著作堪称“奇书”，其立意之新颖、高远，其材料来源之丰富、多样，令人很难找到一本类似的著作。他认为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双栖，而是三栖、四栖，把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图像、诗歌、政论等诸多材料融合在一起，放到一个广博的中西对照视域之中，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中那些最令我们珍视的人文精髓。在处理材料时，作者又有极其精准的把握，无论是对生僻的文字材料的深入解读，还是引领读者在熟悉的图像空间里徜徉，都是左右逢源，妙笔生花。董强教授提到，这本书还令人联想到当下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学术讨论常会被自动放入大的政治背景中进行立场判断；同时，在某些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必须要运用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的术语，否则会被怀疑立场。最后，董强教授戏言自己要“吹毛求疵”，就一个具体文本与包华石教授进行商榷，认为在某些方面有过度阐释之嫌，并提出自己的阐释意见，引得包华石教授连连微笑、点头。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谈到与包华石教授认识多年，但该书读起来却很“陌生”。郑岩教授认为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艺术史上的著作，完全没有学科界限，激发了关于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和想象。郑岩教授认为在以图证史的层面上，关于图的语境方面笔墨略显不足。但郑岩教授认为该书在当下世界有着特别的意义：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想象可能和包教授书中所描述的西方有所区别，这也同时反映在当下社会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撕裂。这不是书本身的问题，而是知识界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丁宁教授也提示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的前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并且中国发展的越快该种撕裂也会越大。郑岩教授认为这种时候尤其考验我们当下的判断力。

接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助理教授刘晨对于书中的一些具体材料提出了疑问，并且展望是否可以只从图的角度进行一些个案讨论以体现图像自身的能动性。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长聘副教授贾妍介绍了自己的阅读契机，认为通过阅读该书认识到在当下的环境中，理解和共识在某种层面上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并就该书可能得到民族主义的解读或者误读进行了讨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董丽慧强调自己在阅读过程中收获颇丰，在自身的研究以及教学中也坚持跨文化的方法论。董丽慧认为比较不是目的，更不是强调谁更伟大，文明的流变不是本质主义的，在开放中不失自我，保有原性的文明观更值得追求。

包华石教授对于各位与谈人的讨论都做了细致回应，认为该书还需要加强对于图像语境的着墨，同时本书主题是关于观念认知的历史演变，这一点在书里没有明确，十分感谢各位与谈人的意见。最后，丁宁教授对会议做了简要的总结并再次感谢包教授的分享和各位与谈人的热烈讨论。与谈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