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8日，北大艺术学院434会议室座无虚席，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学术热议从《当代电影》上接连几期的隔空对话，转场到北大艺术学院的直面交锋。两位学术“老男孩”各执己见，在场嘉宾调和不断，在座学生笑声连连，称从未见过如此直陈坦率而又短兵相接的学者对谈。

    作为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的第八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主持对谈，“华语电影”术语最主要的提出者和阐释者之一，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的鲁晓鹏教授作为主讲，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艺术学院影视系主任李道新教授作为主要的回应人和点评嘉宾，参加了沙龙活动。 

     在北京大学平等自由、各抒己见的学术空间，在中国电影业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加速、文化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时代，围绕着“华语电影”这一富有理论延展性的，有着极大学术探讨空间的术语，几位嘉宾展开了深一步的探讨。

主讲嘉宾鲁晓鹏主要论述了华语电影研究的方法论，华语电影研究与跨国电影的关系，华语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关系，中国史学界主体性问题；以及美国学界去中国化、去汉化的一些问题，中港台英文学界，中文学界接受语境问题的困惑等等。鲁晓鹏主要回应了李道新在《当代电影》2014年第8期的关于中国电影史学的质疑，并表达对于相关电影史研究成果的尊敬。从华语电影的来源，强调华语电影应该聚焦于开拓创新，为研究中国电影提供一个更大的框架。进而，他将重点放在了主体性问题上。从文革的主体性，到马克思讲的人的异化，乃至卢卡奇的人的物化。但他强调关于“华语电影”名词背后，为了抵抗美国强势话语而伸张的“主体性”，似乎并不必要，而且他自身也不具有美国主体性。因为从不同的主体出发，“华语电影”既可以理解为去中国化，也理解为构筑一个中心––在强调差异性的美国主流文科话语下，解构主义风气流行，华语话语会被解读出压制的意味。他提出主体间性或曰互主体性，打破各自主体性的局限，进行跨过华语电影对话和研究。

     李道新进一步做出了回应。在对于表达学术前辈的敬意同时，也分享了两人共持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史实的尊重。他认为当下的中国电影学术，缺乏商讨的声音，大家都在众声喧哗之中各自发声。对鲁晓鹏观点的商讨和批评性的反思，也是应《当代电影》之邀为中国电影学术界带来一些争论。在具体阐述了鲁晓鹏关于目前中国学术和电影史的认识，结合当下的中国电影史的学术，华语电影研究，跨国电影研究，进一步话语权和所谓的学术主体、历史主体的命题，并强调“美国中心主义”不仅仅是美国学者的一个主要的学术导向，其实在中国，美国中心主义正扩大影响。

    陈旭光认为，“华语电影”是一个“后设性”的概念。它对于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跨越两岸三地的合作方式，及对未来合拍片的趋势而言，其有效性非常明显。但是它对各自分立的早期电影史和共和国电影史研究的有效性如何，还有待探讨。陈旭光说，一个术语的提出并且广为接受，不仅提出者的背后有他独特的观念、方法、立场等很多学理性的因素，如果进而被学界甚至是产业界比较全面的接受，这背后还有中国电影业的飞速发展，华语文化圈、经济全球化等背景。任何术语既是对现实的一种概括，一种提升，也是一种总结，更是一次未来的展望。术语引起广泛的争鸣探讨，对于电影研究界甚至电影产业界、中国的电影事业，都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王一川用“一场可爱的青春对话”归纳两个人的对谈：两个六零后老男人，就像年轻人一样在这儿掐架，笔架掐完打嘴仗，谈完了“中心”又要加个“主义”。他进而又用“流动的身份”，通过鲁晓鹏和李道新各自的学术经历，追溯了各自的主体性建构。争论的话题涉及到主体性、身份、流动的身份、全球化、地方化或者跨国、跨地、多地，如何重写电影史，重写学术史。作为今年中国电影史领域很有意义一次事件，注定会被写入历史，这场对话还可以继续下去，可以催生加州大学跟北京大学关于共同话题的持续对话，形成一个论坛或者平台。这是对话的机会，相互交流看法的机会，无论对当事者学者本身，对所处的大学机构都很有意义。

    参加艺术沙龙的艺术学院的硕博同学和访问学者，来自北京其他高校的师生也参与了此次对话。本次对话的主体报告和详细论述将在《当代电影》发表。（车琳）